我于民国十八年（1929）农历七月二十五日夜生於浙江省绍兴城内团箕巷的一所租屋里。父亲崇厚公那时三十余岁，做律师不久，到我三岁时，才有了自家的住宅，在府山南麓车水坊口，离法院和小学都不远。我的母校叫绍中附小，依山而建（龙山，绍兴府山），风景秀美，师资和设备都属一流。我虚龄七岁（1935）入学，读到初小三年级，抗战爆发，第二年便不能正常学习，上课多次钻防空洞，停课期间随父到郊外避轰炸，后来终于逃难乡下——日铸岭下、离城五十里的祖基山乡宋家店。这时绍兴名牌小学县立三小也局部疏散到乡下，在此办起分校，她就成了我高小两年的第二母校。1941年春，绍城沦陷，县三停办，分校也告结束，我提前两月毕业。 我对我的两所母校有着说不尽的美好回忆，只就与后来从业直接相关的说一点吧。我至今难忘国语课上老师总是诱导我们多读多说；至今感激老师每週总有一个下午抱一大摞读物来分发阅读，然后让大家上台讲故事；还感谢学校每学期都举办讲演比赛，使我从中年级开始，屡获冠军。阅读兴趣和习惯的养成，表达能力的发展，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 1941年春绍城沦陷后，父亲蓄起了鬍子，自号竹翁，誓不上汪伪法庭当律师。生活艰困，卖尽了所有值钱的衣物。后来到一所私立中学——马安中学教国文，又曾到家乡附近王化村的地主家塾教古文。沦陷五年间，我家常常过半饥半饱的日子，或限饭量，或吃杂粮再掺煮瓜菜，我吃过大麦，吃过麸皮糕，还苦咽糠饼。生计竭蹶，加以社会动乱，城乡阻隔，亲属分离，延误了我的学业。到1945年秋，日寇投降，祖国重光，我再入初中读二年级，已经躭误了整整三年。其中无憾而自幸的是1944年下半年，我随父亲到王化村一个乡绅家塾，听他讲授古文，比平时在家的点滴濡染，系统而深入多了。尽管延误了升学，但这半年学习也给我积蓄了某些优势，譬如，在初二作文课上，我能当堂写成一篇文言文，老师还怀疑不是己作；在升高中的国文考试中，我能答出像“王文成公”之类的生僻难题，乃至我卷得分为全市最高分；在杭州高中，我班国文老师以“A﹑B﹑C﹑D”评作文等级，我的被特评为“A++”；学校举行国文程度摸底测验，我的答卷(包括作文)得九十九分；当老师戏出一题——“瓜代”，以为一定能难倒全班学生时，我能讲出它是左传中“瓜时而往，及瓜而代”的缩语。那些书袋鳞爪及幼稚习作还在其次，我以为，更重要的是气质的影响，情性的陶冶和文学兴趣的养成。所以我对家大人半年乡塾的亲炙，深铭难忘。我曾在一篇作文《我学习国文的经过》中忆述那时的夜读：“山风狂啸，震撼危楼，深巷寒犬，吠声如豹，而危楼之中，一灯如豆，我和父亲在对坐读书。”此情此景，距今六十六年矣! 投考杭高前，我本已以第六名录取在母校浙江省立绍兴中学高中。绍中也是省内名中，地区各县都有学子负笈来学；但我更仰慕全国四大名中之一的杭州高中，便再作攀登。在杭高读满两个学年，到1949年夏，杭州解放两个月后放暑假止。 从光复到解放的四年中学阶段，由于父亲恢复律务，生活有着，学业得以持续。抗日战后的中国社会则正处于动荡剧变时期，我的思想也随之潜移默化。从阅读邹韬奋的论著如《对反民主的抗争》等和茅盾的《腐蚀》﹑《苏联见闻录》及一些进步报刊开始，逐渐破除了旧迷信，建立起新观念。到后来，对学习和前途的想法也大有改变，不再看重“升学—毕业—求职”的老路。学习更加偏重文科，对文学又逐渐厚今，爱读现代作品，尤爱鲁迅杂文。兴趣还扩及外国文学，尤爱俄罗斯作品。职业理想则由当律师变成了做作家。 人民革命战争顺利推进，国统区学生运动汹涌如潮。杭高学生素有斗争传统，与浙江大学同为杭州学生运动的中坚。我1947年秋入学不到一月，就亲历了本校驱逐特务训导主任的激烈斗争，紧接着又经历了全国规模的于子三惨案抗议运动。杭高学生平时学习很用功；而一有政治运动，热气也很高。常时，学生自建社团，各自组织活动。同学中秘密传读禁书，如爱特伽?斯诺的《西行漫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我们秋二年级的部分同学组成一个“火星社”，我被推为学艺股长，管学习讨论，主编《火星周刊》。周刊宗旨是传播火星，共求进步，团结奋斗。稿源为社员自撰或提供资料。墙报型式，每週至少四版，多则八版，十二版，全用钢笔手抄。社内人才济济，撰作，英译，书写，插画，都不乏其人。从1949年二月创刊到六月，共出了十七期。记得我们曾节录转载《西行漫记》中的片段；用《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之不同》的标题摘要介绍《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文稿如引用列宁的话便改称“伊里奇”以避忌；见国民党报章掩饰战场惨败,我们找英文《密勒氏评论报》上可以信实的报导翻译豋载，揭示真相……周刊在校内拥有了很多读者。我除了编务，每期都撰写一篇评论，用“宋三”的笔名发表在《每周谈》栏上，杂文体式，人以为颇有“鲁”味云。 《火星周刊》的内容当然招忌，那时校内外斗争复杂，我们时常防备军警特务的突袭搜查，在寝室床下隐蔽处挖开一块地板，把积存的周刊和违禁书籍资料都藏在夹层内。 这半年，我的课余精力几乎都用在了週刊上。另外，我还做了两件事：一是竞选。杭高校学生会主席由普选产生，我们秋二级和火星社推举社长裘启敏君竞选，由我赶写事迹介绍和竞选宣言，连夜张贴；次日清晨以军乐鼓吹配合，大力宣传；晚自习时，我又到兄弟班级教室游说，在只占几分钟的简短演说词中，从容慷慨，力求说服“选民”。裘君本以省运会八百米跑冠军享名，经全社动员，鼓噪誉扬，人气愈旺，终于胜出当选。二是与浙东游击队取得联系，输送新员。浙东游击队原名金萧(金华﹑萧山)支队(后改称浙东人民解放军)，我的好友陈如康君介绍我与之联系。我在社中筹集了一些银元供作路费，深夜送陈﹑潘﹑程等四位同学爬越学校大铁门，去参加游击队。后来他们以我的化名“郎文德 ”寄信来报平安抵达。
解放后，没有了律师这个行当，江南知识分子“过剩”，老父无从另谋职业。我暑假从杭州回家后，顿陷愁城。一家七口，亲老弟弱，唯我当年。革命干部都是供给制，而我必须既革命又养家，只能寻求有薪给的革命工作。整个暑假，我和几个绍兴同学替一所小学办假期义务补习班，我被推为教务主任。我们编印讲义，备课讲课，忙得不亦乐乎，也很受小学生和家长欢迎。可是假期一过，秋季开学，我还是没能挤进小学教师行列。我只好到杭高办理了休学手续，在家一边自学，一边待机应招就业。半年过去，终于在市图书馆报纸上得知喜讯，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来 上海招聘中学教师。但应聘资格必须具有大专毕业学历，或十年中学教龄。我两者俱无，只好修书恳切陈情，说自己热爱教育事业，愿作奉献；又开列读过的书单，约新旧文学及社会科学著作近百部，记得后者写入了毛泽东、刘少奇的一些著作单行本，还有苏联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以证自己不乏学力并有新知，函寄老同学李朝阳君的上海亲属代呈报名。幸蒙特许，赴沪应试。考场在虹口中学。三场顺利完卷，还有口试，主考人特地就我的书单提问：《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作者是谁?(刘少奇)什么叫必要劳动?什么叫剩余价值?(见政治经济学)我一一对答，他很满意。(若干年后我在东北有机会看到应考记录中有他的评语：“政治理论基础较好”)。 在上海代我报考的就是绍中好友李朝阳的长兄李宰我先生，他在上海海员工会工作。我到上海是初识。他热情接待，又安排我免费住职员宿舍。这使我能在考过中教后又紧接着应考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干部学校。中央机关干校只须初中毕业学历，培训后分配在北京工作。试场在市郊大同大学，奔走辛苦，笔试却颇轻松。应试累日，因中教招聘揭榜在即，就在上海度过年节。趁暇到天蟾舞台看了一下午京剧，有幸欣赏到年轻名旦杜近芳演苏三起解，也算是我紧张苦战后的一次休整 。“龙虎日”清早赶往虹口中学看中教榜，瞥见自己已被题名在上，既欣喜兴奋，也系上几分沉重感，——艰苦而茫远的征程就要开始了。我无可另待，即使考取中央机关干部，我也必须首选中教，能有月薪养家，还能带弟弟出去读书。 出关准备的日程很短，我连夜赶往杭州，又急换汽车到绍兴，已是黎明。我，一个高中二年级生居然能考上中学教师，负起家庭重担，这对可怜的老父老母来说，竟然不是喜讯而成了凶耗。他们怎舍得年轻的爱子远赴关外，还带走两个稚儿，同去吃苦冒险?可是启程在即，不容迂缓地化解慈亲的情结，我反复分析利害，又说了些决绝的话，还动员两弟以哭闹抵制劝留，老人终于为我们赶做棉大衣，准备行装。临别，父亲和姐姐送我们到汽车站去上车，母亲独自倚门痴立。我强迫自己暗诵着前夜吟成的两句话：“男儿立志出乡关，事业不成誓不还”，举步走出巷口，不再回头望我母亲，怕更伤伊心。后来父亲在信中说起，母亲那天回上楼去，哭了。 我家兄弟姐妹八人，前母所出两兄一姐，都比我年长十来岁，早已成家分居。我母是继室，生一女四子，我是长子。携往东北的是四弟长天，当时虚年十五，已读初中一上；五弟长虹，十三岁，高小六年级。两弟初次乘汽车，未到杭州就连连呕吐；在上海南京路买用品，虹弟还被三轮车碰倒，在马路上打了两个滚。前路漫漫，真令我心忧。二月二十八日傍晚，被录用的各科教师二百余人集合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突然警报大作，敌机来袭，人们四散躲避。（解放初国民党飞机空袭频繁，此时正值“二.六”大轰炸后）我们三兄弟都肩扛手提，竭力跑到废墟蹲伏。两弟幼小负重，看得我心疼。幸而无事，乘夜集合上车。两日两夜，才到天津，休息后换车续奔东北。深夜经山海关，办理换币手续，长时间停车。便趁此时出车走看，朗月碧空，银光笼沙，夜气清寒，精神一爽。近处人声喧腾，巨鼓之声蓬蓬然，忽悟今天已是元宵了。元宵佳节而身临榆关，初见塞外风光，我以为幸；而鼓声的宏荡，更是江南所未闻，阵阵壮我心潮，我的青春将在这辽阔的关外大野上开始了！ 回到车上，钞票兑还。我离家时只带二十万(旧人民币)，上海买暖瓶、帽子等物已花掉一半，这一兑换东北币，以一当十，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次日下午，到了东北首府沈阳。 吃高粱饭，从沈阳始；手插在棉服兜中还冷，也从沈阳始。两弟从不叫苦，跟随我走街逛北陵，只觉得事事新奇好玩。很快发表分配名单。当时东北有六省，我被分到辽西省。到辽西去的有数十人，同往省会锦州。暂时安顿于市招待所等候再分配。辽西去秋大水灾，实行两餐制，早八点食后须挺到下午四点才得再食，饥不可当，高梁饭也被我们三兄弟顿顿熬盼。同人们多到小馆子去吃饺子。宋百万只因在沈阳买了七、八本语文教学参考书，剩钱不多，饿得慌时只好和弟弟到小摊子买苞米大饼吃，两千元东北币一个，买两个三人分吃。捱了数日，山穷水尽，硬着头皮向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教师借了八万元（他就是后来的清史专家、辽宁大学教授李燕光先生），计日餬口。此时，我在招待所看到报上发表了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干校的录取名单，我的名字也赫然在焉。虽不能无所动心，但想到供给制无以为家，教语文毕竟从文，未始不能兼务文艺创作，也就断念。终于等到省教育厅宣布分配，我和另外两名教师被分在锦州中学。兴冲冲地去报到，校长鲁坎接见，略谈几句，便宣称按学科需要，只留下那两位。我暗自忖度，省厅还不至于不按各校需要，盲目分配；这位校长不过看我年轻资浅，不配教他的省会名校罢了。我怏怏而回，后来另行分配到锦州稍北的义县。
义县古称宜州，曾是契丹重镇。辽沈战役中战斗激烈，我们分配来此五、六人，到时已是1950年三月中旬，还见到民居的废墟残壁和断塌的城墙。解放后义县在南关新建一所完全中学，初一学生和师范部则另在东关外旧校舍上课，后来这里专属义县师范学校，它就是我的发轫之所——从教的第一站。 我是这所学校里最年轻的教师，教一年级。一年级生中，有的农民子弟竟和我同龄。初教课最大的压力是语言隔阂，学生听不懂我讲的“浙江官话”，我努力讲北方话。一位同学在《语文课上》的作文中还是写道：“原来听说南方老师知识高，我很高兴，可是讲了一堂课，连一句也没听懂，我悲观了！”这使我震惊。以后跟当地人谈话，我专用一个笔记本记录北方语音和词汇，每天记，每晚复习。一个月后才过了语言关。接着，我致力于自己语言﹑文学知识的系统化。这项工程浩繁而业余时间有限，不能一味循序阅读专书，主要结合教学实践，以一时所需为中心，学相关的整个章节，这样，可以由点扩面，为系统化打好基础。我在义县三年半，就这样抓紧学习，较系统地掌握了基础知识。当时的师范负责人张青榆校长，很倚重和培养我，1951年秋派我到锦州参加省教育厅主办的教育学学习班半年，使我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方面也得以初填空白。义县师范与中学分离，独立成校后，我已担任语文教研组长。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在这年三月，入团后被选任团总支﹑团委宣传委员，主讲团课，组织团日活动以及校外政治宣传。教学任务重，政治活动多，我经常睡眠不足，甚至熬通宵。 我没有家，却也有家务。到义县的初期，我得给我两个弟弟洗衣补袜子，常常在夜里洗涤缝补完了再批改作业；遇星期日﹑节假日，要采购食品﹑木炭等东西，生火下麺﹑煮粉条，改善生活；寒冬将临，兄弟三人，盘腿坐炕，拿起针线缝被；四弟久咳消瘦，为他打听偏方，买来鸡蛋，教他每日一个，钻孔吮吸；五弟沾染疥疮，长满腿股，带他看中医，搅拌药料，生炉御寒，一颗颗地挑脓轻洗，抹药贴纸……如是种种，虽烦劳琐屑，对坚韧我的心性是有益的。经济条件也促使我们艰苦磨炼。初到义县，学校为南方教师特开自费小灶，一个月后，我吃破了产，欠下学校八十万元。我的工资在南来教师中最低，每月153工薪分（比当地教师的最低工资137分略高），按粮﹑煤﹑布等生活必需品的时值折钱发给，约东北币一百八﹑九十万元。幸得领导照顾，欠债全予豁免，而我们三兄弟从此都吃学生伙食去了。两弟到义县同念初中一年级，二年级起住宿，一次我在中学食堂看到他们的午菜，每人碗中一个盐水煮的带皮土豆，比师范生吃的更可怜，可我弟是从不向我诉怨的。东北平民很刻苦，即使只有几根葱也能下饭。四月里的胡葱叫小葱，“高粱米水饭，小葱蘸酱拌豆腐”是大众美食。我也爱吃。我还学会了吃生蒜头，这使很多南来同人相形逊色。南人厌恶，北人嘉许，教师会上我还因此受到表扬，说是能入乡随俗，艰苦朴素。其实，这也得力于当年抗日时期的磨炼，高粱饭总比糠饼、麦麸糕强嘛。 义县师范的学生大多数是农民子弟，朴实刻苦爱劳动，我们常常到大凌河边一起冒着风沙筑堤，休息时间坐沙滩上谈笑歌唱，欢乐融洽的感情气氛，至今令我回忆。在义县的三年半，使我产生一种教农民子弟的光荣感，教学的探索也在加固着我的教育事业心，当作家的愿望渐渐淡化了。 义县阶段对于我的两个弟弟来说也是很重要的。读初中的第二个学期，他俩都评上了二等助学金，我这时月薪也提到了１７１分，这使得咳嗽消瘦的四弟能够改吃教师伙食好几个月（此时我仍与师范生同食）。后来两弟直到初中毕业健康状况良好。在学业上，我无暇辅导，他们也不落人后，语文科还占些优势。他俩都曾向上海的少儿刊物投稿，先后被录用发表。记得稿费汇到，三兄弟高高兴兴地下小馆，点上两菜一汤，美美地吃一顿大米饭。餐后有说有笑，穿行东街和古老的城门，想到身边两弟，小荷露角，不禁醉意陶然，披襟当风，踏月归来，此乐何如哉！关外第二年（１９５１）夏，东北人民政府给教师普涨工资，我一下子提到２６０分（约合后来的人民币五十余元），就主动向学校提出免去了两弟的助学金。但到这年秋天，绍兴老家已一切卖空，我得开始向南方汇钱了，我们关外三人顿时过起了比涨资前更艰困的日子。那时我不能不向一位单身的好友刘景芳君告借舒困，月初还了月末又借，厚着脸皮拿人家当抽屉。幸亏捱过了年，东北人民政府又给普涨工资，我涨到了３３５分。这年（１９５２）夏天，东北的初中生提前半年毕业，我的两个弟弟升入中专，四弟上沈阳航空工业学校，五弟入锦州师范学校，每月都有一定的公费补贴，减轻了我的负担。从此，我已能按月把薪资（月薪折合币改后的人民币约七十余元）近半汇去，尽我赡养的半责；而两个弟弟也在义县完成了基础教育。 1952 年秋，义县师范领导易人，张青榆校长调赴沈阳，继任的校长及团委书记都是原来义县中学的干部。我不再兼任团的职务，仍担任语文组长，教中师语文。到１９５３年夏，放暑假了，突接省厅调令，我被调往锦州做语文中心教研组工作。
0４ 辽西省教育厅为了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决定在六所有知名度的学校各成立一个年级的中心教研组：铁岭高中，高三；开源中学，高二；锦州高中，高一；锦州师范，初三；四平中学，初二；锦州铁路中学，初一。一般都只须从本校教师中抽调骨干，充实原组即可；但锦州铁中属铁路系统，便趁此向省厅索要两名骨干教师。我因为以前在锦州学教育学期间作典型发言，后来又去参加过省里的几次教研会，给厅里留有印象，就被抽调给了铁路。同时被调去的还有绥中中学的寇平同志，他解放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报到后只我一人被安排在初一年级组，寇平被“挪用”教高中语文了。 我却喜欢省初一中心组的工作，既教自己的学生，又帮教全省百来所中学同行的上万名学生，影响面大，人生价值才会增高。我的新阶段开始了。我在办公桌玻砖下铺排几张从初、高中学生时代到辽西义县后的照片，上加行草题额，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以此自励。 初一语文组由原校一位姓吴的中年教师任组长，北京人，解放前唸过私立大学，解放后从经商改作教师，疏于实学而颇重交谊，倒也易于相处。组员中担任中心组主力的除我以外，还有一位中年教师夏云涛同志。当时教语文没有统一的教学参考书，中心组的主要任务就是编写每篇课文的教学参考材料，超前发寄给全省同年级语文教师，供其应用。撰写这种文字，工作量是比较大的。撰者自己先须找阅有关资料，再分析作品（课文），确定教学目的，然后按照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统一、政治思想教育和知识教养统一的关系，用准确、清晰的书面语言写出分析体会。除了教材研究，还应考虑讲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的联系，并提出教学安排与教法的建议。编写材料如此，付印过程中的反复校对以及其他事务就不必琐述了。中学语文教师一般都教两班课，或再兼班主任；我和夏老师本应以教研为重，却也都分配教两班，我还做班主任，又兼年级的班任组长，如同我不是为中心组而来的一样。 我提出异议无效，遵命“勉为其难”。我的“方针”还象在义县一样——以学习带质量。如，为了写好作品分析，我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为了深入把握课本中科学小品的思想意义，学习自然辩证法的相关章节和苏联作家伊林的有关论述。我们的教学参考材料发寄多篇以后，到市内兄弟学校征求意见，颇得好评。我开始被指定做观摩课，语文大组全体同人给予赞誉，从此一发不可止，后来更逐渐扩大规模。教学之外，对我班学生的时事学习、文艺演唱、少先队活动等也尽可能去组织辅导；全校性的活动，如撰写志愿军归国欢迎大会上的朗诵诗，做读书报告等，我也不会以忙婉辞。工作需要教师多能，勉力为之也是学习增能之道。 那时每週的政治学习和各种会议、活动要占去大量时间，语文教师除了备课、讲课，学生作文还要求“全批全改，精批细改”，白天是完不成的。中心组的教研工作全得在晚上与作文批改争挤时间来做，况且常有额外任务。我几乎天天熬夜，后半夜回集体宿舍摸黑展被睡觉。有时估量已经不可能享受“黑甜乡”，便在办公室拼几把椅子倦卧少时，起来再战。于是常常熬盼週末睡个好觉。也曾多次赶不上食堂早餐，只匆匆领两个馒头回来充饥。 元旦过后，寒假将临，我离别故乡和双亲已经整整四年，这回我还能带着五弟长虹一同南归——他因吃高粱饭常常胃痛，锦师校给办好了转学杭州师范的手续。我并且初次享受到铁路免票的待遇，真是喜上加喜。至于在沈阳的四弟长天，我在前些天刚把铁路发给员工的一套新棉装寄去，又写信抚慰了他（我实在无力为他买往返绍兴，沈阳的火车票去度寒假）。期末工作忙到最后一天，我还须写一篇学期教学总结交给学校才能走。当晚，按已经拟好的提纲开始写，写了二十四页才完篇，天已亮了。交卷后匆匆备行，晚间携弟上车，通宵挤着站到天津，又在人山人海中挤换乘棚车南下。……我一生中无数次的“行路难”即从此行始；难而欣欣然，而大无畏，也以此为最。至若此行全程之劳顿万状，返乡与父母亲属重聚之欢乐万分，自无须备述，都可按“极其”格，以想象得之了。 年假易过，我独自返回东北。还是因为“行路难”，换车耽搁，到校晚了一天，前学期工作的总结大会刚刚开过。同事告诉我，是刘副校长做的总结，他在讲话中大大表扬了我，说我的教学总结写得“非常认真，非常好”，“很深刻，很有水平”。这使我想起半年前我刚调来时，正赶上讨论新学期学校计划，我对其中要求语文教师对每次作文“全批全改，精批细改”提出了修正意见，下午到铁路医院接受入路体检去了。回来听说我的意见遭到这位刘校长的大会批评，不指名的，但声色颇峻厉。仅隔半载，同是期初校会，我的新处境的气温发生了变化。 新学期（1954年春季），原组长吴老师改教高中，我被任为初一语文中心教研组长，小组补充了人员，我和夏云涛老师都只教一班课，不兼班主任，可以专力于教研了。领导的重视，使我大受鼓舞。 我们重新制定了中心组的工作计划，研究了提高教参（教学参考材料）质量的措施，具体安排了教研活动，开始新学期的工作。到了四月间，辽西省教育厅组织一个中学语文教学视察组到绥中、锦西等校视察，由厅的干部领头，六位年级中心组长为组员，一行重点视察绥中中学。听课，看教案，调阅学生作文和试卷，找师生谈话……，半个月过去，该有个说法了。没想到大家竟推我执笔，并面对该校教师和领导，代表视察组做总结报告。这对我又是一次考验和锻炼，我勉为其难，熬了两个深夜写成。开言后很快摒除怯场心理，侃侃而谈，两个小时后，在热烈掌声中结束。我在报告中充分肯定优点，不是泛泛的、敷衍的，而是具体的、真情的，我举出典型实例，从方向性上、从教学原则上分析其价值。我也不讳言缺点，但不琐屑求疵，更不居高自是，贬人为快，我以与人为善乃至惋惜的态度分析倾向性的问题及其对教学质量的损害。我的总结使绥中语文教师受到鼓舞，也乐于加勉，甚得大家的好评。在视察组同人中，我资历最浅，也最年轻，又唯一来自铁路，可能磨合需时；经此之后，密切了我与他们的关系。 我外出月余，课由组员分代，教参由夏老师一人连续编写，群策群力，学期任务正常完成。 辽西和辽东在这年合并为辽宁省，原中心组继续存在，也未调整，受辽宁省教育厅领导，为新省的中学语文教研工作。随着省域扩大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我组的教参从石印改为铅印，从每期百余份到千余份，影响逐年扩大，甚至远寄北京、上海和外省。材料内容也渐渐扩充，不仅单篇课文，而且增发学期教学计划、单元复习练习、期末总复习题， 及必要的教学挂图等，深得各地同人好评。从1953年到1956年（中心组成立到结束）这三、四年，可说是我一生中比较有为的黄金期。我除了以教学参考材料辅助了各地上千同年科教师外，每月多次接待外来兄弟学校同人听课，每学期都举行一、二次全市或全路局规模的公开课，并先后在省、市、局语文教师大会上介绍经验。还记得1956年四月，辽宁省教育厅在沈阳举办语文教学经验交流大会，全省同科教师代表一千多人参加，我是被邀介绍经验的四人之一。我报告后，掌声真如“暴风雨般”而且“经久不绝”哩。下讲台后，不少同志要我给签名留念。厅工作人员连连说“真感动人！”我对这些至今津津乐道，实话说，“思想应能入人心坎”，我是有这种欲望的人，以此为快。 在我的“黄金时期”中，我能够力学提高并得尽情发挥，确实有赖于领导的信任、重视和培养、支持，这里我必须忆及罗衡老校长和教导主任聂守信同志。罗校长是老干部，本姓张，“罗衡”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解放后来任锦州铁中（那时是路局唯一所中学）校长，是学校创始人。当时才入中年，刚毅，爽朗，很有思想水平和开拓创新的气魄，又富于实干精神，在路内外威信颇高。我参加视察外出期间，他曾亲自检查作文批改，来语文组教研室，坐在我的座席，遍看每个教师的文本，整整一个星期后，作大会讲评。记得有一位教师的批语遭到他的严厉批评——一个男学生在文中叙述星期日自己洗衣服，这位教师眉批大书道：“女人气！”看来作文批改真得检查啊。有一天罗校长告诉我住址，邀请我上他家去，谈话中嘉许勉励，亲切感人。他房中图书满架，而且有不少鲁迅作品和其他文学名著，这使我感到意外，原来他学养有素，不是专门“政治挂帅”的。教育厅中教科的卢某同志来联系教研工作，有时由我引见校长并一起谈话，校长竟会当面向人家夸赞我，令我惭恧不安，只好先告退出来。卢同志出来后对我说：“罗校长对你评价很高啊！”卢在绥中那次视察语文教学归来后，曾想让我调转到教育厅去，我不愿脱离实践基地。这回听到罗校长的话，他也就断了念。（罗衡同志在这年秋天被派往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进修深造，后调任沈阳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另一位难忘的领导聂守信同志，俄专毕业后分配来校任教，不久提拔为教导副主任。他与我年龄相近，富有朝气，思维能力很强，出语准确、清晰，逻辑严密；个性甚倔，求真固执而从善热忱，但有时任气，不惜抗上或招怨。自从他主管语文教学后，我的中心组工作更得顺利开展。不但主力成员只教一班课，而且加配一名只任一班课的教师兼做中心组的会计和事务工作。每次舉行公开课他必参加小组的备课讨论。公开课总有一些实验性的内容，所以备课后须先在另班试教，修正后再换班试教，如是几次，才在本班公开举行；其中多次安排班级，部署班任，都由他一手完成，决不再劳教者分心。他对经验总结尤为重视，常与我讨论课题和有关理论。我曾写过语文课的政治思想教育、词汇教学、教研组工作等经验总结，他都予关切鼓励。记得词汇教学的一篇长达六十余页，他也逐页阅读，嘱咐教务干事从速刻印。我和他的上下关系不是泛泛的领属关系，而是交融着友情的共同探讨、互相支持的协作关系。他坦率明朗，胸无城府，语涉时世，也能披肝沥胆。这是我回忆中最感洽意的上下关系。（可惜他因盛气强项，上下都有触犯，以致被责令检查和受批，他不服抗辩，被遣往基层现场单位工作，后调任另地的铁中仍做教导主任。） 我得荣誉称号始于1954年秋，这年和1955年我都被评为锦州铁路局一等先进工作者；1956年春，铁道部在北京召开大会奖模，我被评为全国铁路先进工作者。其间，还曾多次荣获市、局社会主义建设青年积极分子代表称号。 顺便再说说两个弟弟和家庭经济。五弟长虹转学杭师后，不再吃高粱饭，又亏校医试用组织疗法治疗，胃病好了。四弟长天在沈阳航空工业学校，曾患腿骨结核，很是痛苦。他顽强坚持学习，上课须抬腿搁凳，才能减痛听课。该校是保密单位，我赴沈去看他，都先函约时间和校外地点。还未走到北陵小桥，望见苍白消瘦，风下伫立的他，总是心里一阵酸楚。记得这样有两三次。我只能指望校医着力。天幸此疾终于渐愈。我和两弟总算否极泰来。至于经济上，可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1954年秋，在我被评先进前，校长已为我个别申报提薪，局令下来，“月薪晋支410分”，折合后来的新币约九十余元，已和少数资深教师同酬。到1956年春夏全国普调，我被评为中教二级，是当时我校和锦州市中教的最高工资，每月121元。从此，我每月汇家七十元，供养父母、姐姐和小弟，做到了全赡养。我自留五十元。我从1955年春起，检出患了浸润型肺结核，一直服药，现在可以订牛奶喝了。（1954年寒假我第二次南归探亲，挤立在两节车厢的交接处，深夜风烈，我缩颈咬牙，撑持熬寒，肩部筋骨都为之疼痛，从关外锦州一直站到江苏徐州才得座。归来后咳嗽不已，消瘦乏力，才查出已病。）1956、1957两年中，两弟先后从中专毕业，四弟分配到上海航空工业的保密厂，五弟虽读师范，因会画画，被分配到杭州水泥厂工会做宣传工作。两人也各以月薪的三分之一左右寄绍养亲。那一个短时期，可说也是解放后我全家顺利发展和走向小康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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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1965年，锦州铁路局重办师范，招收初中毕业生两班，培养小学教师，办在锦市，附属锦铁教师进修学校。夏天，教育处令下朝阳，调我回锦任教。我的又一个人生阶段开始了。 这个阶段跨时长，人事纷纭曲折，场景变换多，但有一条主线，就是文化大革命。时间虽长，然而人生价值最微薄；倘要说收获，就是大大提高了对人世的认识能力。可我这篇《自述》，只能捎带刻画有限的几种脸譜和个性，主要还得分时段略述我的颠簸，可以叫做“乱世沉浮”。 锦铁教师进修学校设在铁路第一小学院内东侧的一幢二层楼上，很小，原有校长C某，带着三、四个人巡视小学教学，组织教研活动。办师范后，局教育处又从中学调来一名副教导主任G某管师范班，加上新调语文、数学、政治、音乐等科教师，才组成了师校班子。语文教师两人，我和从阜新铁中调来的Z某各教一班，不设组长。教职员在锦州都有家，只我住校——当时我妻还在朝阳铁中，要半年后才调回来；二女一子本在锦州由岳母照料，我不想去挤住。学校把一个大游艺室辟出一部分，用空柜子隔开，成了我的寝室。我有时到附近的铁路食堂进餐，有时用小煤油炉自己做饭。夜间，整幢楼只我一人，读书，备课，自编补充教材，写写书信，我喜欢这种宁静生活。午休时间，学生在游艺室打乒乓球，嬉笑，喊叫，蹦踏地板，柜子完全无法隔音。我渐渐习惯在喧闹声中入睡；在学生回向课室突然静寂时会猛然惊醒，结束午睡。新环境的一切都不难适应。 这秋季开学的第一学期中，表面平静的水面下也在生成漩流。两位领导人先就闹起矛盾来，G主任带师范教师国庆游北京，C校长抓住把柄显示校长的权威；主任来自中学，看不起 刚从小学提升的校长，而校长常上路局政治部走动，并且能去拜谒局党委书记（后来运动中书记夫人说，“C某某都要把我家门槛踏平了。”），他当然要恃势树威。两人便各找教师谈话，拉拢挑拨，令人心烦。学校教学则无人过问。如语文课，两位教师只有课本相同，平时各教各的。到期末召开全校师生参加的教学总结会，让学生当面评议各科教学。我班学生对语文教学给予好评；而另班则对他们的语文教师提了很多意见，有些学生发言激动，自不免令Ｚ某难堪。我被放在与之鲜明对比的一方，也为之不安，以为这种局面是不会产生积极效果的。 批判《海瑞罢官》，揭发“三家村”，山雨欲来风满楼，1966年来到了。新学期讲课约一个月，学校决定，我所教班下乡劳动，Z某任教那班继续上课。我班的班主任是一位姓刘的数学女教师，学校没让她下乡，改由我带队。余人都留在校里。风涛声近，此时，校长、主任似能和协共谋新任务了。我和学生下乡几天后，G主任拿来一堆《人民日报》，让我每天早晨组织学生学习揭批“三家村”的材料。我让学生读报，但三家村文中每篇都引用古人的笔记小品，必须经我讲解才能懂。为了避免“喧宾夺主”，讲解后我必接着读讲“编者按”，以重批判。其后G某又来，找学生谈话而去。劳动后回校，师生学文件讨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从此进入“空前绝后”。 运动初期，单位的党政领导还没“靠边站”，他们自然要作些部署。发动学生贴大字报，“扫”的对象当然是教师。但对我首先发难的却不是学生，而是那位同行Z教师。 这位Z某，初识是在十余年前路局的一次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途中他主动攀谈，絮絮之间，觉得其人佞谀甚多，谦而若虚，似非同气，数语拱别；这次他调来共事，谈不上宿谊，也算有缘吧。相见不多日，即个别邀请吃饭，我婉辞了。两人上班隔桌对坐，各有所务，他言不及教学，也不想听课。课间往往抄写报章时文，一本又一本，不知做什么用，有时我以为只是在消磨时间。我不是组长，又不愿谬引知己，既少交谈，必然互不了解；应当说，要罗织我罪，也很难吧。然而这回他张贴的“揭发”材料，量却很大，钢笔书写十多页，数十条 ，象一大幅墙报，上面冠以毛笔大书标题，曰：“揭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反动学术权威宋长风”。看来构思颇早，已非朝夕之功。内容呢，皆虚言无实，不过堆砌一些“修正主义路线”、“反毛泽东思想”之类的纲线用语而已；连一次瞥见我的小菜锅里有肉，也作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一条凑上去了。我贴报批驳，Z某就立即用红笔大书“看！宋长风要反扑了！”用这把我的反驳遮盖住。我去找C校长谈，C要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我指出其中是有计划，有部署，有支持者的，他说我“小看了共产党”。此时，我感觉到自己是落在进修学校这个黑店里了。就在这时候，我任课的班中有一位姓颜的男生贴出大字报为我抗辩，并质疑Z某诬蔑的动机。这是唯一的一张为受害教师辩诬的大字报。但只过了几天，就见到颜生检讨自己立场错误了；又几天，颜生也向我“开火”了。他揭发我和三家村的邓拓有勾结：“有一天，宋长风在走廊里悄悄对我说：邓拓就要来了！”我想，颜生这些日子一定为我受尽了“转变立场”的煎熬；但他也很聪明，作了谁都不会相信的揭发，以致没有一个人感兴趣来寻究我和邓拓的瓜葛。。 从颜生立场的“转变”，可以透视幕后导演的辛劳。这“导演”必须能够施加压力，如，给学生划分“左、中、右”，用毕业分配、工作前途相威胁等等，谁能做到这些？可想而知。这种压力不仅施之于颜生，还必须普施于所有学生，搞“群众运动”嘛。攻我的大字报于是猛增。与我同享“横扫”的还有音乐教师叶继成，他少年时曾在伪满国务院做过送水倒茶的小厮（“仆役”），现在被说成了曾在伪国务院“供职”，应属“汉奸”了吧；再一个是物理教师王永久，还很年轻，北京师大的高材生，教物理非常受欢迎，他成为猎物由于是所谓“地主狗崽子”；又一个是数学女教师刘曼霞，我至今不知其罪咎或家庭、历史污点。我是这些人中得大字报最多的冠军，“罪恶”也最深重。如：“反毛泽东思想”，罪证是一位女学生X君的一篇作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我在佳处本来写有眉批鼓励，缺点也予指出，全篇在发文时当众表扬过。该生把有眉批鼓励的一页藏起，将其余贴在大字报上，说，指出缺点的批语是对她学习毛著“泼凉水”，这就落“实”了罪名。又，“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下乡命我辅导晨间学习，现在到了他们的“收获期”，说我讲三家村材料是“大肆放毒，不加批判”。诸如此类，不胜列举。我的衔头也多而且大，如，“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现行反革命分子”，后来又加号“宋老鬼”（揪“走资派”时，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被称此号，我亦借光）。进修学校七、八名教师中，竟能“扫”出这些大小牛鬼蛇神，足见C校长等人的政绩，无怪他们要欢呼“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了。教师中的横扫“功臣”当然非Z某莫属，运动初期，上面派工作组来，来人一到，就与Z某热烈握手，和对其他人明显不同；因为“挖出大牛鬼”的战果和战功已经上报了的，故而有此“久仰，久仰！” 正式打成“牛鬼蛇神”之前，有一个多月的“炼狱”折磨过程。肉体的、精神的，反人道的创新层出不穷。这里且说说带点异趣的炼狱“花絮”吧。运动之前，我住岳家（妻子从朝阳调回锦州已数月）。“横扫”之时，我被拘禁在校，吃饭、上厕所都有人看押。一次午餐，红卫兵K押我到车站前的餐厅，喜逢面条（细粮），我买好坐吃，K顾自站在门口闲看街景。我吃面条向来很快，吃完看他兀自在那张望， 我不屑禀告，自行回校。他发现“牛鬼”失踪，急得又往学校打电话，又到站前派出所报案，沮丧地归来。见我怒问。我答：“这事你只能自己看牢；我不是犯人，总该走自己的。”再说上厕所，我那时一天几次大便，说是“拉稀”，其实是为了在厕所关门抽烟（他们知我瘾重，禁我吸烟，逼我快快“老实交代”才开禁。），对不起，就委屈监押者在“鲍鱼之肆”中罚站多时吧。既让我无端遭罪，也该付出一点小小代价的。这位“狱卒”终于在一次会上宣布：“宋长风大便创记录，二十六分半钟！”引起哄堂大笑。封建时代皇帝在宫中的生活，专有官员记录《起居注》，不料区区宋某的便溺亵事，竟也荣获锦注。然而毕竟“魔高一丈”，后来他们把我按在凳子上跪着，用我藏在褥子下面的烟叶当火把，烧烤我的脸。这一桩应该算作我们这个“集中营”里的新创造。“食”和“便”的逸事说过，下面还说一桩“穿”的故事。我在拘押期间 ，每天清晨必须洒扫红卫兵住的两大间，穿去的一双塑料凉鞋拖地不怕沾水，必不可缺。这双塑鞋细网软胶底，比一般讲究些，是我在头年暑假从上海选购的。一天下午，红卫兵头目K（即押我不慎，丢失“牛鬼”的那位）宣布要搜检“反革命塑鞋”。把我这双的鞋底一看，恰恰唯我独“反”，他说鞋底的脊条构成蒋介石的“介”字，必须毁掉。其实，鞋底还有别的突纹，他只是取其部分，胡说生事而已。我要求只割挖一下，还可以穿。不许，硬是拽我下楼，逼我把鞋扔进茶炉烧了。我是光脚走回楼上的。后来，我曾留心别种塑鞋，底脊可以如他那样臆想成“反革命鞋”的不少。鲁迅曾讽刺中国人的某些“想象力”，没有料想到后代的革命小将会发展到如此出奇而可怕的“反革命”想象力！ 最后说一桩不太有趣的事。一天对我夜审，一位革委会人员坐堂，“革命小将”们两旁站立。我正答话时，被那位K小将飞起一脚，踢中肋部倒下，一时都出不来气，说不出话。小将踢时，一手甩在桌角上，竟至流血包扎，可见用力之猛。我疼痛一夜，第二天右肋骨突出一处，要了一张膏药贴，贴了二十多天，挺着受批斗和劳动。K小将其实早已发明了一种隐蔽的伤害术，他揪住人的衣服领襟连续一拽一推，好像只是愤怒质问，旁人不知这时他遮在衣襟里的拳头握得紧紧，指骨突出，每一推都在狠击对方的胸肋。一次充满“无产阶级义愤”的“质问”，十几下猛烈的拽推，就不下于一顿毒打了。到了七十年代，全国开展一个“说清楚”的运动，K已经在锦铁一所中学工作，列名“四种人”中，文革恶行受到追究，特来我寓道歉。我问他当初缘由，原来因我在课上曾对他连续两次提问，都不及格，以为老师出于恶意，所以怀恨报复。（他不知第二次提问本是想挽回他的成绩）但这已是事隔多年的后话了。 当我和叶继成、王永久等在炼狱中饱受折磨的时候，阜新铁中揭发Z某的大字报成批转到，张贴出来，原来都是运动前他在语文课上宣扬“三家村”作品的事，正是文革所严厉挞伐的传播“大毒草”的罪行。可以想见，文革前全国揭批“三家村”时，他是怎样的忧心忡忡，生怕阜新事发，苦思遁策！但现在不怕了，进修学校的“横扫”已经尘埃落定，推出了一个“反动学术权威”宋长风做靶子，校长C某等人已经大功铸成，Z某做稳了“革命群众”，阜新大字报就不致另起波澜了。于是他下班回家前就可以到“牛鬼”牢房门前双目睒睒，欣赏一番，哂笑离去。我忆述及此，没有此君未入鬼牢之憾（后来他自己也没有少吃文革之苦），只是想说一点体验：一场没有法律约束、没有实事求是原则的群众运动中，假象是很多的；不正常的积极表现的背后，往往有鬼，不是移祸于人，便是因私报复，或者为了弄潮进身。而这种表现，由于“扯了虎皮当大旗”，往往受到鼓励；群众中不是没有明眼人 ，但不敢说。 我终于被打成“牛鬼蛇神”了。我面对的不是我的敌人，不能跟他们拼死；但是他们以我为敌，而且可以无法无天。我不应自杀，也不能被他们折磨致死。我还有老父老母，不能让可怜的双亲失养。拘押之前，我已经在夜半月明下，拿着绳带绕行烈士陵园，几乎轻生；转念这样做等于是我害死了两老，才又嗒然归来，我没有“宁为玉碎”的自由。打成“牛鬼蛇神”没有判决书，也不发证章，我的“证章”是一块大牌子，上面两行大书：“现行反革命分子 宋长风”，姓名上再用红笔打个大叉。吃饭的时候，给我挂在胸前，押我上铁路食堂；吃过饭，再命我收洗别人的碗碟，又一路挂牌招摇回来。（这个食堂是我作为一等先进工作者参加庆功宴会的地方。）此后一连串的折辱，有：五花大绑，头戴高帽，背插“斩条”（写有和大牌上相同的罪名），跪在大会台上示众（正是十多年前，我曾多次作为主席团成员的坐处）；再如，被剃成一半光头（叫“半拉瓢”），勒令举直两臂游街，两旁有男女红卫兵持棍监押，臂乏稍弯，就用棍直捅胸肋；又如，夜间写“交代材料”时，突令起立站排，唱《牛鬼嚎歌》，首句为“我是牛鬼蛇神”，每逢此时，我便学“南郭”，总有别人唱的。……在这种种非人的待遇下，不能不产生“人间何世”之感！ 下面再叙我的同窗（铁窗）难友二事，以见文革恶果。青年物理教师王永久君是带着严重的胃溃疡进鬼牢的，时常胃痛；自带饼干，发作则稍食缓解。这也常被禁止，苦求则遭怒斥。一位“小将”还特制一个木棰，用来惩罚他，把他带到一间小仓库去施刑。胃疾终于恶化，入医院大手术。又转为肠粘连。锦州大夫束手，急送北京，再次手术，才得转危为安。他病休很久，文革后随妻调转湖南（夫人亦北师大同学，姓唐，湖南人），教学、科研，都出类拔萃，成就卓著，曾被评入“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其后国际上以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永久星”。他现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知名的物理学家，专题科研的领军人物。这件事说明，文革的凶“棰”实在厉害，光是在小小的锦铁教师进修学校，就几乎断送了一个大大的人才。当年以人血造政绩，欢呼“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老爷们羞乎不羞？！又一件事是个小幽默，难友叶继成兄亲口说的：他被释放回家，妻女转忧为喜，女儿给爹泡茶端上来，老叶立刻竦然惊起，躬身敬谨捧接。女儿不禁笑了，原来她爸爸久受女红卫兵的“调教”，此刻竟忘了自己已经身在家中，面对的是亲闺女了。精神的摧残，有若是其甚者，笑乎？啼乎？ 被释放回家后，“牛鬼”的帽子未摘，我必须每天一大早到校清扫楼外厕所，一遍又一遍地写交代材料，听候“后期处理”。处理后如何赡养父母，是我的最大忧虑。正在这时，老父来信说要捐一百元钱给故乡建水库。自从我有家小以来，给老家汇款早已减为每月五十，物价又年年潜滋暗涨，老人何来余款？我未来月资只能自己餬口，从现在起撙节养老之资已来不及，又怎能承担这笔捐款？我的家书向来报喜不报忧，从肺病到“右”祸都是等事过之后补禀。这回不能不如实告以“来日大难”，让老父婉言辞捐了。但这凶讯却是对两老的沉重打击。对孩子，我想到平日从无饼饵之恩，实在歉疚。在晚饭后骑车驮一个孩子上街，到站前食品商场买一块上好的糕点，看孩子在灯光下美美地吃完，再驮回来。但这样的“补过”，只轮流了一遍。我还趁阳和无风的星期天驮着七岁的长女好音到北郊去玩，驮过马家洼子北坡，下坡没有把稳车，一颠，把她摔了下来，她哭了，幸亏没摔伤；但不敢再带三、四岁的小女儿和儿子。
09 1967年春，搞了一阵子“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似乎主要为了揪“走资派”，初期把持运动的一些人也纷纷下马，进修学校的C校长、G主任于是相继“入瓮”。新的领导人换称“革命委员会主任”，姓刘，刘主任原从大学毕业分配在锦铁教育处当干部，共产党员，调入进修学校后搞起一个群众组织做头头，得到支左部队信任，成了革委会主任。当然，这些变化并不触动文革的本质，只是极左的继续。不过，“牛鬼蛇神”是可以有所呼冤叫屈了——必须无损于文革的伟大，一切归罪于“走资派”。这期间我写了《从人到“鬼”》上、下两册，自刻蜡纸，油印时也有同情我的红卫兵主动相助。印了三十多份，大半分发给了红卫兵学生。这部材料中固然有血有泪，但以辩解罪状、诉说冤情、陈述冤案过程为主，笔伐的对象只能限于运动初期的学校干部；不敢有片言只语亵渎文革的神圣，也不能触伤群众（乃至象Z某、K某这样的教师和学生）；还得缀饰上不少对文革的颂词。革委会召开师生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从《从人到“鬼”》中摘要，作了长达一小时的控诉。不少“小将”受到感动，有的会后贴大字报说“宋长风是革命教师”。但“牛鬼蛇神”的黒帽还是没摘，用刘革委的话说，还得等“后期处理”。我贴大字报呼吁平反，其中有“死不瞑目”的激烈言词，传闻在外。一天傍晚下班回家，走到烈士陵园前，就有一位青年女工迎上来，原来她已等我多时，是朝阳铁师毕业后改入铁路工厂的赵素珍同学，特为劝我不要轻生而来。过了一天，她下班后又等在那里，因为不放心，再次劝我。同样使我感动的还有王博珍同学，她那时在锦西铁路小学任教，来锦州偶然看到我走在队列中，就快步上来慰问。我挥手令去，不让她和我这“牛鬼”攀谈，她不听，还是并排走了很长一段路。她也是我在朝阳教过三年的铁师毕业生。一个人被糟蹋成“鬼”，还有人不愿蔑视，不肯避嫌，希望他好好活下去，对于我，这些都胜于“空谷足音”多矣！ 这半年挨斗的都是“走资派”，有不少是好干部，至少都是人。群众组织在此时分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驻军“支左”，两派抢枪，占楼。演变成武斗以后，血案频发，局势失控，如同发生了内战。大小惨剧，目不忍睹。深夜听到大喇叭广播出《拼刺刀》战歌中的疯狂“杀”声，真为这场人祸感到悲哀！有些“战斗队”以“卫东”为名，进修学校的红卫兵曾起队名“卫东彪”；很多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邻居家的孩子取名“继彪”（九?一三事件后连忙改“继”别的），可怜中国人造神又卫神，中国青年为神自相残杀，前仆后继，不知为祀神而做了牺牲的比起死于抗日、抗美的烈士来，是多是少？！ 到1967年七月末，社会无序、也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开了铁路免票，趁深夜空中不飞流弹，赶乘火车，南下省亲去也。隔日下午到苏州，要先看望四弟长天，刚出车站，就被拦住，工作人员警告，街上打枪，武斗正紧，不得离站。（后来知道，此前两派激烈交锋，冲锋的一方遭机枪扫射，尸横遍地；又不能冒险收尸，烈日下很快腐烂，最后用大锹铲肉泥，地上一片油黑。）我无奈再等下一趟车赴沪。到杭州看过五弟长虹，得知钱塘江彼岸到萧山县城的一段公路边，造反派占领山头，常往下打枪，不能通车了。我返绍情切，不耐久等，过江后幸遇一位骑车运客的农民，只索要一元钱，驮我过危险地带，十余里到萧山，万幸乘上了萧绍汽车。车超载人满，挤站不能转侧，高温蒸熬，窒闷晕眩，几欲瘫倒，倒也无地，昏沉中不断看表：又熬过了一分钟！就这样终于回到了绍兴。“如鱼得水”这条烂熟的成语，到底是什么况味，我此际体会到了。人要是没到乾渴热昏而窒息，像一条垂死的鱼一样，是很难领略此中意味的。 八、九两月我全在绍兴，这是我二十岁从业以后，在故乡和父母亲人相聚时间最长的一个“假期”。文革遭遇本是必有的谈话内容，但父亲最不愿我说起自身遭受的折辱；受者麻木，而闻者不堪，常摇手制止。抒愤懑又多忌讳。索性脱离现实，专门“悦亲戚之情话”。绍兴的两大派武斗也很激烈，一次我陪母亲上街就看到了一场“大出丧”。红旗、白幡无数，送葬的队伍很长，簇拥着十来口装着年青青的红卫烈士的黑漆棺材前行，他（她）们是在一次夜袭中战死的。出丧后被隆重葬在市内的府山南麓，以供长期瞻吊。（但这份哀荣保持不久，文革后就去掉“烈士”称号，坟墓也撤迁了。）葬礼进行的同时，一位对立派的红卫兵小将，在战斗中被这边俘虏来的“敌人”，正被绑在市中心的大善寺廊柱上，遭受“烈士”的战友们的毒打和残酷折磨，——“以血还血”，不知后来是怎样解恨的。我的这些假期见闻叙述不尽，到此带住。总之，我既要在这难得的“假期”里享受天伦之乐，满足乡情之渴，就只能把自己和文革血淋淋的外界暂时隔绝。我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度过了整整两个月的休闲佳期。 十月初，我辞别老父母和亲属北返，经过苏州时再次下车，看望了四弟和他的一家。然后换车北上，回到锦州。两派争斗还在继续，武斗的高潮刚刚过去，无政府状态依然。我在家大部分时间学做木工。多次清早到木材厂排队挤买廉价的零杂木料，又跑五金店、旧货店觅购零件，自制锯、鉋、凿子，开始做书橱，让我的数百册书有个安身之所。我渴望书橱已久，做木工是它促动的，但从此入了迷。锯刨木料很费体力，我一个劲儿地干，头冒热气，汗透衣裤，感到酣畅淋漓之快。一条条粗褐的木料，变得光洁可爱；一个个部件按规格制作成形；最后打一个“合拢”的大会战，个把月的韧战，终于汇成完整的战果。一件自己中意的家具立在你眼前了，一个想象中的美好形象成为实体了！我觉得做木匠有很多快乐，还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劳而获罪，受到非人所堪的折辱。我不以为这是“玩物丧志”，而是时势赐予我的“造化”。后来我的木工一直做到九十年代中期，近七十高龄时才罢。家里的用具，小如镜框、书架、桌凳，大至书橱、写字台、顶橱，都是我自制的。我自豪地称自己“宋木匠”。除了做木工，我还爱读《聊斋志异》，神游奇幻的异域，心慕善良的鬼狐。在那个莫名其妙的年代里，我享受了“逍遥派”的短暂乐趣。冬天，我带家小又回了一趟江南。一生中，我带妻子儿女全家回故乡，只有这一次，也是“空前绝后”的。在大大苦难的“空前绝后”中，而能遭逢如此温馨的小小“空前绝后”，真是幸运啊，我的伟大的万能的造物主啊！ 进入1968年后，武斗的高烧下降，各单位继续揪斗“走资派”，又搞“清队”。进修学校重点批斗的三个人中，其一就是运动之初首先攻宋的Z某。教导主任G某以“走资派”受批斗；Z某和教研室语文视导员Y某是“清队”揪出。后两人挨打最重。Z某在我上台去发言时，恐惧地后闪；他以为我至少会劈他几个耳光，其实我根本不屑打他。他挨打是在几天后的一次夜审中，打他的是教研室又一位语文视导员L。L双手举起一块木板连续猛击，打得他在地板上翻滚告饶，第二天劳动时，腿还一瘸一瘸的。这L又何尝是个正经人？工宣队一进点，他就换穿一件紧身短袄，腰系粗绳，浑身“劳动化”的模样，右手提一把水壶，一天多次给工宣队长（其次队员）冲茶添水，接着搭讪奉承，胁肩谄笑，简直就是个“篾片”。 这时期我们还热搞“三忠于”，“四无限”。用红漆在校内校外墙上遍写这类标语；并在整堵大墙上摹绘了毛主席到安源的油画巨像，每天在像前集合跳“忠字舞”；锦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伟大领袖的高大塑像还没有竣工，我校的小将们就已经布置好一间“礼拜堂”，正中伟大领袖的大画像周边装饰得像个神龛，数十盏灯红光四射，与红旗相映，一片赤霞，缭乱炫目，几名红卫兵左右肃立，轮流值班，好不隆重庄严。部队派来一名排长充当指导员后，又学会了“午餐祷告”，每人的一份饭和菜汤摆好，一齐恭诵语录如仪，然后开吃。下午也有人领着操练行进式的“三忠于”了，大家齐步前进，右手举起“红宝书”摆动，口中按步伐节拍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岁，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无疆，无疆，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健康，健康，健康！”最后又创出一种打电话的表忠形式，拨通后不能开口就说事，须先向接听人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我就因为疏忽失敬，被对方指责过，从此忌打电话。照直说，我对于搞“三忠于”实在很被动，尤其不愿跳“忠字舞”。一遇这种场面，就会想起封建朝廷上的“群臣山呼，舞蹈谢恩”。看到布置礼拜堂、造神龛、塑大神像，就会忆起童时上学常常路过的香烛摇红、烟雾缭绕的一贯道神坛；当此风盛行全国时，又想起明末的魏忠贤生祠（绍兴也曾有过，废墟占地很大）。魏是龌龊阉贼，不可与大英雄同日而语；但是，酿造和播扬此风的一些人，其谄媚或愚昧恐怕出于一脉，而作为时代危机的征兆，则两者同。 整整半年过去，我们运动初期的“牛鬼”没有明确身份，既是“群众”，参加着革命；又可以随时被革命，只要人家想“革”你一下。譬如锦铁各校联合批判“走资派”Ｇ主任，Ｇ属我校，批判发言以我校为主，叫我撰稿，另派人上台唸稿，撰稿人至少也该是个“革命者”吧。但是到了批斗另一个新“牛鬼”时，我并非同犯，竟被绳索捆着拥上台去“陪绑”，这就还属“反革命”了。我们老“牛鬼”有时也应时写张把大字报，我和叶继成合写的就同署“孺子牛”。这“牛”含义双关，颇带着几分不恭。 到下半年，1968年秋，进修学校师生奉命组成一个连队，到青堆子的铁路农场——“五七干校”劳动去了。青堆子属北镇县，在锦沈铁路边上，是一片广阔的大野。除了铁路农场，还有几处劳改农场，不见民居。深夜，大地远处闪烁如星的就是犯人营地的几盏照明灯。我们的连队领头的是刘革委和原来的Ｃ校长（他经批斗后又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还有工宣队谢师傅和一位管军训的排长；教师为一个班，那位最“劳动化”的小学语文视导Ｌ被任命为班长。不属于教师班的是三个新“牛鬼”：Ｇ主任、语文教师Ｚ某和小学语文视导Ｙ。他们被安排住在紧连男生大屋的小室里，很窄的土炕，转身也难。夜间门外有两人通宵看守。新“牛鬼”每天黎明即起，到厨房烧火；白天干重活，小将们喜欢把麻袋装满，压在他们背上，几乎直不起腰；晚上不得按时睡觉，必须学毛著到深夜。 我和叶继成跟大家一起劳动，擗苞米，砍运秫秸，背玉米（感谢学生没给狠装）。砌造小房时给瓦工送泥，一大锹泥几十斤，要上脚手架送到房顶，很吃力。我用绳子络肩，托锹的右臂搁在绳套上，就能耐久了。劳动无所苦恼，困扰却来自那位Ｌ班长。上下工他要严整队列，不合他的苛求就瞪眼训斥，而且一味对我。我就偏不恭谨遵命。想起他给Ｃ某打水的那种殷勤，排铺位时谄媚地对Ｃ某说“咱就喜欢挨着连长睡！”的那种贱样，对比在我眼前的这副凶相，好像闻到一股市侩的腥臊，真令人作呕。 打夜班看守“牛鬼”，虽然白天有段时间可以补觉，毕竟熬通宵太累，这个任务就落在我和叶继成身上。“牛栏”门外是过道，有煤炉，我俩就守炉取暖。半夜饿了，老叶掏出半个歪扭缺粒的苞米棒子，捡来的，剥粒放炉盖上，两人烤吃。后来我也捡来几棒，装在旅行袋里；没等吃完，旅行袋被老鼠咬破了好几个窟窿。饥寒无忧，偏又多管闲事。一天，我看三“牛”疲惫不堪，夜里十点钟了，还在“学习”，心里实在不忍。这三位的人品虽都有亏，尤其是Ｚ某，最可憎恶；到底都不能当作“敌人”，即使对敌，也应顾及人道嘛。我就叫他们闭灯睡觉。哪知次日刚吃过早餐，我就被刘革委召去斥责，并罚我个别劳动，被褥搬入“牛”栏，与他们一同卧起。原来一清早就有一牛前去告发，说我不让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罪名还不小哩。于是我又成“牛”，四“牛”同炕，每夜都只能侧身而卧。虽然这次“牛”运短促，只几天又恢复了“人”格。但“看牛”事件的教训，对我是很深刻的：一，人心实在叵测；二，仁柔难。当然，我确信我那夜对三“牛”施人道，于理并没有错；只是生活在“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时代，才有罪了。 到得1969年，我罪还是接二连三地发生。一件是顶撞工宣队谢师傅。一次地头劳动，师生一起分垄干，我和刘曼霞同志很快就落后了，一向朴实稳重的谢师傅还好心地叫我们别着急，匀着劲儿干行。又过一会儿，我们还是撵不上去。谢听班长Ｌ一挑煽，过来气冲冲地责备我们，前后态度迥异。我也动了气，说他不该出尔反尔。于是Ｌ就撰文声讨，题曰：“敦促宋长风认罪”，大意是说，工宣队是毛主席派来的，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粉笔大书一黑板。我不予理睬。几天后一个晚上，他又把我带到一间空屋，还是黑短袄，腰系粗绳，加上一对天生的三角眼，恶狠狠地厉声诘问，演特务、打手，全不用化妆。我欣赏着他的表演，冷冷答复几句。他是想把我慑服，一显“政绩”的，最终什么也没得到。又一桩大罪也是被记录在案的。那时“最高指示”到来，必须恭接，如同“圣旨”。一次我和一位同志在外值夜，零下二十来度的严寒中站了通宵，在彻骨的冷风下咬牙苦忍，终于熬到天亮回来。又痛又乏的身躯刚入被窝，昏朦中忽闻人声杂沓，“最高指示”到了！我此时身欲散架，何苦为这种仪式挣扎起来呢？全连百余人，只我一人高卧不起，这就又犯了“大不敬”之罪。但暂时记账，无人纠劾。 四月下旬，党的九大开近尾声，忽从锦州传来噩耗，我的岳父戴天序先生自杀了！先生青年时考入铁路，在伪满和国民党时期做过几个小站的站长，解放后留用，任路局车务稽查至退休家居。文革中有儿女入造反派（“糟字派”），受他们的影响，老人也关心起“路线斗争”，在街坊邻里中以“糟字派”观点参加热烈的谈论。两派斗争平息后，“糟”派观点被认为是“反军”的。工宣队进驻街道，他就成了“清队”对象。后又添上“历史问题”，他在伪满时期做站长时曾参加过一个叫“善导班子”的组织，这个班子当时普遍公开建立，是日伪用来推进奴化教育的，并无秘密的政治活动，站长是当然成员。问题早已在解放初交代清楚，作为一般群众性组织看待。但文革中被当作“日伪特务组织”来追究，再加“反军”，分量重矣。在居民大会批斗之后，老人羞辱难堪，当夜就自尽了。据我妻说，那是4月19日星期日的深夜，她还在灯下批改学生作业，老人轻轻推开房门，看了女儿最后一眼，悄然离去，自缢在厨房的一根煤气管上。老人大去后的一个暑假里，我曾接待过好些来看访他的铁路同事，有几位是他从前的站员。听他们说，站长那时管理精勤，要求严格。最让大家心悦诚服的是站里每次结算后有煤、油、粮等剩余物资，都分给站员，决不私吞；还抓赌，一听站员的妻子哭诉，就到村里的赌场抓回那个好赌的员工严厉惩戒。他为人刚直，一次，局里来了一个日本职员，胡闹勒索，站长就给他劈脸一掌，打回去了……可悲老人家如此一生，到了退休养老，竟不幸卷入漩涡，不得善终！ 到四月末，锦铁教师进修学校师生的五七锻炼结束，要返回锦州了。在青堆子的最后一段日子，Ｌ班长气焰消歇，而且紧张不安，原来小将们已经给他颜色看，他们知道这个Ｌ视导员解放前在戏院门口卖冰棍，可后来又成了三青团员，来路不清而作风不正，谄上欺下，大家都厌憎他。形势不妙，他得挽回了。从青堆子往火车站，坐铁路的轻轨平板车，他对我殷勤照料，又挽住我的胳膊，挨肩而坐，一路表演亲热和关切。我觉得恶心，也暗自好笑，知道他是做给小将们看的。回到锦州，学校奉命撤销，学生毕业分配，教师坐下来做总结鉴定。鉴定是文革表现好坏的结论，可能影响分配，并且要背到新单位去的。对有心人来说，是个重要环节。做我的鉴定时，Ｌ首先发言提出：宋对毛主席“不忠”，具体事实是顶撞工宣队，最高指示到来时睡觉不起来，不让“牛鬼”夜读毛著，等。我听了一哂，全不置辩。因为我自知像时俗那样的“忠”法，我实在做不到；至于怎么才是“忠”，要不要对领导者效“忠”，也不可能开展讨论，当然姑且“余欲无言”。 很快宣布教职员的分配，我一人重回锦州铁路中学。我离开她已经八年有半了。 别了，锦铁教师进修学校！我在这里虚度了整整四年，一生中遭遇最奇特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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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在1976年1月8日突发脑溢血病倒的。当时我正出差沈阳，得讯后即返锦托友人急购云南产的特效药。很快又从家书中知道母亲晕厥苏醒后已省人事，断续能语，唯肢体半瘫；诸弟也都曾从苏、杭请假赶回看侍，已雇专人照料。我也稍稍放心，只把购得的云南药寄去，并每月增寄汇款，自己暂不回去了。此后评法、评水浒、唐山地震，诸事踵接，没有力争归省。其间又接到姐姐寄来母亲的近照，她被搬到庭院，靠在藤椅上，神态安详，我姐侍立椅旁。看过照片使我更有苟安心理。至于我的父亲，这年秋间曾来信叙说，鲁迅纪念馆邀请他给安徽师大中文系的师生讲述鲁迅先生早年在绍兴府中学堂的事迹，很受欢迎，大家赞他精神矍铄，嗓音旺亮。信中辞气怡悦。还附寄一帧纪念馆给拍的照片，小外孙依依身边，他拄杖而立，确很精神，不像已经八十二岁的老翁。一月后父亲信来，告我“胃纳不佳已多日”。后来竟卧床难起了。 我前次回绍还是在1975年4月，带了儿子去的。也是利用宣讲和评法的空隙，暂时不必回校，才去成了。至此已时隔一年半多，很想再得这种空隙，况且双亲皆病。盼来机会，却被文债所阻，焦急可知。其时已是1977年1月上旬向尽，我一边撰稿，一边利用休息时间办行装，觅购父母爱吃的食品，如东北特产的油茶面、元帅苹果等等。中旬后数日，我还在清稿，姐姐发来母亲病重的电报，便急急誊写，并托人代签车票，交出文稿上车，已是1月23日。 这趟火车直达上海，正点可在1月25日晨6时前到达，而上海站有一趟开往宁波（经绍兴）的车恰在6时发车。我持铁路免票可以一到就迳奔该车上去，午前即可抵家。哪知我车在过长江前就开始晚点，我一路忧心如焚，而车却一晚再晚，不肯加速，到上海竟晚了半个多小时，沪甬车早已开走了。只能等到中午乘下一趟车。车到绍兴，却在站台上意外地遇到杭州的五弟长虹也从车上下来。我惊问，原来母病的电报也早已发到他厂，他偏出差了（只为自来水厂年末要分赠新年挂历，他懂美术，派到外地印刷厂去修改色彩）；回厂见到，急忙赶来。暮色中，兄弟俩同坐三轮车回家。到车水坊口，见外甥祝宁正开门探头，一见两舅，不上来招呼接车，却转身进去了。如此急于向他父母报告，使我一惊。我们进门，只见堂前挂起了白幔，桌上点着蜡烛，幔后木板上躺着的就是我们的娘亲！我手上提着的东西一下都落在了地上…… 母亲走了！云姐告诉我们，母亲就是在这天中午走的。这几天她一直呼唤着几个儿子的名字，可是谁也不回来。最后，不能再出声了。咽气时，云姐叫她放心走，她的眼角淌下了泪水…… 正是这个时刻，我还在上海车站焦急地等着上车。正是当我母亲病重、亟需儿子回到身边的时候，我却滞留关外，说儒道法，苦謅那篇无聊文章。我这是干什么啊？我对母亲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母亲去世时，父亲也已卧病在床，四个儿子没有一个在身边。这年天气奇寒，母亲是受寒引发肺感染，未得及时治疗亡故的。自从她脑溢血病倒，到最后病逝，长达一年零十七天的时间里，我竟一次也没有回来看望侍疾，连最后的永诀也没有赶上！我一次又一次服从抽调，把那种无谓的“王事”，当作知识分子不可推辞怠慢的“政治任务”，用心竭力 ，奉献“忠于”；却永远辜负了慈恩！慈恩昊天罔极，我此生的悔疚也绵绵无尽，哀哀父母啊！ 那些日子我形峭骨立，神沮意乱，只能请我的堂房大侄宋久雄来助我姐夫料理丧事。我向东北亲友急借二百元应付丧葬及一切费用。母亲生前曾经向主张火葬的父亲恳切表示自己只愿土葬，就按遗愿办理。墓地及所有工、料费用由绍兴偏门外小亭山生产队承包。棺木自然是临时定做的，虽然也涂上了黑色，只是薄板拼制，形似而已。入殓前，云姐说，还剩袜子没有换过，我给母亲换了袜子。她的脚还是软软的，人已经和我们幽明永隔了！我做儿子的一下也没有搀扶过她的病体，却在她永无感觉以后补做着她已不再需要的服务！入殓后次日清早，全家人除了病在床上的老父以外，一起把母亲送到偏门河船，再乘船到小亭山麓，抬上山腰墓地。另日，完成了最简单的薄葬。永别了，母亲！ 就在家人送母亲上山那时，老父曾独自起来，用毛笔写了数语。当时我心乱如麻，顾不得理存，今只零星记得有“了却夫妻百年缘”是单独的一句，哀伤与我母一生情爱的终结；另如“露冷夜台”，是伤悼我母地下的孤凄，“纵有千种心事，更向谁人说得？！”则是自悲今后的孤独无诉了。可哀啊，我的父亲啊！ 这年的年节来得晚，记得到除夕那天已经是1977年的2月18日（？）往岁洋溢着天伦之乐的年夜饭而今消歇。父亲在云姐、姐夫一家陪侍下进餐，我和弟弟被大侄女小青夫妇邀去度岁，都有慰安节哀之意。回来听父亲说，吃得颇好，似感惬意，肠胃也无不良反应。 此前数日，在云姐的力促下，我完成了老家析产的事。 在绍兴度过了最黯淡凄凉的年节，我辞别老父和姐姐返回东北。 新春开学，我返回锦州铁中，重操旧业。不到一个月，就接我姐来信，告知老父病重。这次我不敢怠慢，再次筹借用费，并请求领导给开一张铁路免票，以省开支。不料正副校长不协，此前正在怄气，车票的事本来可以照顾“恩准”的，偏互相推诿；我奔走两家，被当作皮球踢来踢去。一怒之下，不要了！于3月29日，赶到绍兴。我的父亲已不能进餐，每食呕吐。我急告在故乡宋家店务农的二哥（异母兄长翼）来城一同照料。二哥和我与父亲同住一室，每天上午和姐夫一起用担架抬父亲到半里地外的社区医院，看病，取药，输液。姐夫在一所小学工作，抬到就赶去上班；二哥侍奉父亲很累，须趁空隙回家休息；我就在医院陪护父亲。大夫开的药片都不起作用，还天天照旧开，小医院能做的就只剩了输液。必须转送较远的市立医院，侄女婿小郭等都来帮抬担架，挂一位专家医师的号，诊断结果竟是：幽门癌，大已12厘米，并已扩散。对于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已经无可作为。领了一些无济于事的药回来，我独自倚墙哭了。 明知即将永别，还是把真实病情瞒着我父亲，空言安慰，一味骗着他；悲痛必须强忍，想在最后时刻对老父说几句真心话，也欲言又止。这实在是人生一种最大的痛苦！就这样，还是把老父亲抬到小医院去，输液，抬回来，到了四月中旬。我只剩下眼前几天的医药费和买返程慢车票的钱。我请的事假是要扣工资的，没有四月份的工资可支；我的绍兴近亲，一向都比我穷；我的东北亲友，也不富裕，又已因母丧、父病刚借过两次未还；几个弟弟有的只能混过个人生活，有的只能勉强养活家口，即使分担，挤出一、二十元来，也是杯水车薪。我该怎么办？我本应最后送别生我、养我、培育我、关爱我的父亲，送别我那一生善良正直而晚景凄凉的老父；但我能这样痛苦地坐守，哄骗到他闭上双目，而拿不出分文来应付善后吗？我的活动能量只在东北，再坐守下去，连回东北的慢车票钱也耗尽，我还何以为计？ 我狠心决定中旬赶回东北上班，挽回下旬工资，并向工会借钱，急汇绍兴，好让姐姐、姐夫料理丧事。走前一天，我给父亲买了一只甲鱼，叫姐姐炖熟，喂父亲吃。他只吃下一点点，不长时间又吐了出来。晚上，我对姐姐和二哥嘱咐一些事，并告诉二哥，他在城侍父期间误工的工分，我会在年末全部补汇给他的。他那时干农活的工分低得可怜，我自信能超额补贴。 我走的那天，记得是4月18日，下午二时前，父亲在小医院由二哥陪护输液。我扛了行装进去告别。临走时，我回头再看我的父亲，父亲哑声说：“哦！你不要回头看我！”我走出病室，在门外小天井里站着，隔着玻璃窗再看看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热泪夺眶而出，“永别了！爹！”我一抹眼泪，狠心走出医院，肩扛行李，步行六、七里地，上了火车。坐在车上，不住地流泪，真想放声大哭。到杭州经望江门走到虹弟处，已是傍晚时分，这时才不再抑制地大哭了一场。 “哦！你不要回头看我！”这是我听到的父亲最后的声音，这句话所含的感情，我一直辨别不清。但只要重新响起耳际，它就会重重敲击我心。是说他不堪经受永别的刺激，还是恨儿子竟如此狠心，在最后时刻离他自去？也许两者都有，都出于自然。后者，我也甘心承受，父亲以前太爱我了，此刻太失望了。我永远不能也无须作什么表白了。 我返回锦州，次日就到校上班。之后，即寄家书并汇款。五月初，接到云姐来电，父亲已在“五·一”病故。接着，先后收到云姐和二哥来信，各详告情况：父亲后来也自悟患的是癌症，维持到四月末已衰竭，五一假日未能输液，到晚上一瞑长逝。弥留时对家人说：“我要和你们永别了！”头脑始终清醒。又在前几日仍分别对云姐和二哥重申，他房中的书籍、文具和书画等都是传给长风的（其实已在他主持析产时落定在分书上）。我未能留绍给他老人家送终，他至终还在念及我。因母亲土葬，父亲也和母亲并棺葬于同一墓地，材质同样薄劣。二哥信中还提到，父亲曾对他说：“长风是经济关头的好儿子，你是生死关头的好儿子。”后一句评价很高，我为二哥能得此奖誉高兴，更感谢二哥能在父亲病重期间痛苦辗转之际，给予极大的慰藉。二哥那年，虚岁已到花甲，侍病一月，不仅扶持护理无微不至；还不顾疲劳困倦，每日多次长时间地给父亲作全身按摩，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老父的疾痛。至于我，实在连“经济”上的“好”也不够。自1958年以后的二十年中，对双亲的赡养是每况愈下，甚至弄到有病失医，还何“好”之有?可诅咒的1977年，我在三个月之间，连续失去了双亲，而且都临终失侍，离别得非常惨痛，对我的精神是沉重的打击。我久久陷入在悲伤和悔疚之中。
从1977年到1979年，是我在锦州铁中的最后两年。这两年我国无论在社会政治上或是教育领域，都有浓厚的过渡色彩。 在政治上，如我在绍兴父亲病危期间1977年4月中旬所见，一个“反革命”的女政治犯被押赴刑场枪决，罪名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一类。她还不到中年，丈夫是不久前以相同罪名遭处决的，现在她终于追随同归了。她挺立在刑车上，面带矜持的微哂，这是我所见的最后一个“文革”政治牺牲者（后来张志新事件披露，常使我由张联想到她。）可见“四人帮”粉碎半年后，余厉未散。但到了1978年，群众却可以揭批文革中作恶多端的“四种人”了。这是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揭批“四种人”就是我在锦州铁中参加的最后一场政治运动。锦州铁中的文革，搞得很闹猛。光是跳楼的教师就有三人。两位男性（姓马的当地老年教师和姓顾的青年教师，上海人），头破血流，当场死亡；一位女性（林姓，语文教师），从三楼跳下，侥幸不死，尻骨重伤。其余受过拷打、火炙及各种折磨、侮辱的教师数十人。现在的群众会上，这些受害人是揭发批判的主力。“四种人”主要是一部分自称“根红苗壮”的、惯于舞弄政治棍棒的人，他们对“牛鬼蛇神”最有“无产阶级义愤”，对红卫兵小将也最具影响力，是学校文革中的骨干。这些人一般不动手打人，但在组织、策划、煽动上起了重要作用。凡有民愤的都得上台来“说清楚”，受揭批。这回他们也多少体验了一点“挨整”的滋味，先前的受害人根本不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可那些以害人为快的人原来比常人更娇怯脆弱，此时竟也哭丧着脸，惶惶不可终日。我文革前期不在铁中，对个中恩怨并不了解，很少与会。学校树起了一长排大字报棚，我只写自己在教师进修学校的遭遇，揭批该校的人物，也贴到这个棚中，居然招来很多读者。 我一共写了两万多字，逐日连载。用的是杂文体，叙事，刻画嘴脸，嘲讽，抒感，议论，似乎必须如此才足以消我胸中块垒。这里不再琐琐忆述，只略说夹杂在文中的几点感思。首先，文革是我一生中最长见识的时期。我觉得文革的大棒搅动中国社会的大缸，把缸底各种腐臭腥黑的历史积淀都豁弄起来了，真如鲁迅说的“沉渣的泛起”。如许浓黑的沉渣包裹得你会不胜惊疑：我到底是生活在新中国，还是落入了另一个叫不出名堂来的人、鬼、兽、畜杂处的海外异域？我开始从中辨识各类沉渣，又深思沉渣泛起的根因。——“根因”何在？好像到今天也还不易或不便说清，但那时从疑到思，终于若有所悟，也就自以为得了长进。其次，我发现中国人的“无产阶级义愤”，除了志士仁人气壮山河的正经的义愤之外，原来还有这么多花式：表忠类，邀功类，发泄私恨类，虐待狂类，行势逞威类，偏见蒙蔽类，还有，乌贼类。前几种无待说明。偏见蒙蔽类，一部分红卫兵的“愤”属此类，近乎天真，可惜是受极左的时论影响而发，用错了对象。乌贼类，此类最有喜剧性，这种人自己有事怕揪，内心惴惴然，却在斗别人时高呼“把我肚子都气炸了！”拳打脚踢，耍一阵极“左”把戏，好在浓烟黑雾中隐形脱身。第三，我悟到了一条群众政治运动中占便宜的诀窍——做“原告”。文革中受害者都是注定的“革命对象”，施害者都属“革命分子”、“革命群众”，根本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受害者诉冤辩护，主持人一声猛喝：“你不尊重革命群众！群众运动是毛主席倡导的，你对毛主席啥态度？”你就哑了。做原告不论揭发失实，乃至存心诬陷，都不会受到半点惩罚，连面子也不会丢，因为主持人要保护“革命群众”批斗的积极性，要维护会场的斗争气氛。受害人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至多得“平反”二字，瘟头瘟脑地活下去；原告呢，照样扬长来去，“我是群众”嘛！文革中之所以冤案山积而且层出不穷，“原告”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被告”只有认罪的“权利”，是一个重要原因。我的最后一点心得是，我悟到了自己的社会属性。文革初期的宋长风属“牛鬼蛇神”不待说了；从那稍后几年，我的处境总很微妙，说是“平反”了吧，却可以再遭捆辱，再进牛棚，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获赦出来；分配工作了吧，又被按入特殊的学习班再检查反省……咄咄书空之余，我终于明白了宋长风是个什么东西，用简明的公式表示，就是：宋长风＝（候补公民＋候补敌人）÷2。恐怕在“空前绝后”时期遭过劫难的知识分子中，有太多的人是适用这一公式的吧。以上是我在铁中最后二年政治经历的忆述，也是我体验文革的小结。 这两年，学校教育上也属过渡阶段。文革结束后，继续搞“学工”、“学农”、“学军”，挤占大量教学时间；后来抓教学了，又转向了“应试教育”。我依然做语文教研组长，教语文课；遇学工、学农，一位党员女班主任总是留校开会，照例由我带学生下厂、下乡，我的教研组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中学师资质量，经过反右、文革两次浩劫之后，降到了最低点，我的组里有下乡回来的中学生，有丈夫在政治部、靠情面进来的女职员，等等，语文组成了非专业冗员的收容所。有一位女教师拿了十来本学生的作文本，让我每看一篇，都说出优缺点，她作记录，整理成批语，然后她抄到文本上，作为她的指导。如此师资，我只好组织他们学习专业知识。先系统学习语法，我自编讲义、习题，自刻自印，每週定时讲课。但一遇学工、学农，去做代理班任，我的小组工作就得中辍，使我心黯然。再说我自己的教学，高考恢复，我受命教高三语文。最后一个学期，教导主任急命结束课程，复习备考；我自有备考安排，坚持必须学完重点课文。虽然最终只能让我自行其是，但橫受干涉，发生龃龉，令我不快。语文教学陷入“应试教育”，而且成为大势所趋，教师讲课须押高考题，而不是从高考命题中深体正确的教学方向，这不是我所能为的；语文师资不合专业要求，我又无力为之拔高，这样的教研组长，我也当不下去。从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我看不出将过渡往何方。这些都使我萌生去志。 我很想调转到师范学院，培养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是我的宏愿。中文专业有五门学科我自量可以胜任，或藉教学相长，能够讲好：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和语文教学法。但首选是古代文学，我的先父从我童时给我熏陶，遗我古籍，不能辜负他的期待。思量既定，我到锦州师师范学院找中文系主任孔宪富同志（他就是1954年春率辽西教育厅视察组去巡视语文教学的中教科长，我是组员之一。）面谈自荐。他很欢迎，并表示：只要铁路局肯放，愿把中文系应届毕业生的前四名优秀生拨给铁中。我又找锦局教育处宋云志处长，他热情支持我的愿望，但调转问题还须与路局和铁中商量。想是遇到阻力，延搁了许久。后来宋处长告诉我，路局自己要办中文专修班，要使锦局十几所铁中没有高校学历的语文教师，达到中文大专毕业水平，调我去主持。我考虑目的都为了培养师资，提高中学语文教学质量，况我出“路”为难，就同意这样留在路内。 此时已到1979年夏，我久久不见教育处的调令，一打听，原来调令早已下来，被校长扣下不发。当时的锦铁一中校长就是李森同志，与我同是1956年的全国铁路先进工作者，我素所钦佩；他久受运动折磨，我对他有同难之情；他落实政策，来长重点中学，我以为得人。我自知有一点我是对不起他的，他要重振锦州铁中的雄风，而我无意久留，淡漠的态度是令他气恼的。李森为人伉爽，通情达理，我想，我可以争取他的理解。我邀请他到我家面谈，他真来了。我向他掬陈心愿，对比去留的损益，并叙述自幼的家学，又请他看了我满橱线装古籍。他转而完全首肯，成了我的支持者。我不会摆酒求人，清茶一杯而已。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大概如此吧！ 我和铁中告别了。临走前，领导和同事们上学校四层楼顶与我合照了几张相片留念。我在锦州铁中三进三出，初来时二十四岁，离去时五十岁，在铁中前后十四年又半，是我生平任职时间最长的一所学校。黄金时期在此度过，第一次蹶而复起也在这里。别去岂能无情，别后更多忆念和感慨。而今身归江南三十载矣，还要向她遥呼一声：再见，铁中！
我在1979年6月走上了新岗位，中文专修班还是设在锦铁教师进修学校，学校是文革后重新恢复的，人员基本换新，没有旧日恩怨。我只须一心办好专修班。一到校我就抓紧走访外站的铁中，了解生源情况，发招考通知，编拟考题，印出试卷，制订教学计划，联系选购教材。终于赶在暑假前完成了招生和开课的准备工作。此时已是7月，原来调我教大专班的宋云志处长已调任锦局党校校长，接长教育处的是文革前的老处长刘万韬同志。十六年前我带朝阳铁师毕业生到锦州实习的时候，他热情接待，并亲临动员大会讲话。文革中他备受折磨和屈辱，拨乱反正后终于重返领导岗位。我的教学计划和招生工作都得到他的直接支持，我得以心情舒畅地发挥我的绵薄之力。 这次“旧地重游”的环境、条件，和前次的教师进修学校自有天壤之别；只是房舍依旧，有时难免触景生情。楼下拐角处的铁窗房间，是当年我和叶继成、王永久受尽煎熬的地狱；楼上有一间空房，我和王永久每天厮守在一张大桌边写检查交代，一遍又一遍，一叠又一叠，重写又重写，在砭人肌骨的寒气和令人窒息的沉闷中耗磨着生命。十余年过去了，走过这些房间门口，还会倒抽一口冷气。有一天，工会发来一张登记表让填，其中一栏是问答式的：何时何地得过何种荣誉称号？是否保持？为什么？后二问非自身所能回答——要问上帝去，我只写上七绝一首，诗云： 廿年风雨恨蹉跎， 盒里金章黯蚀磨。 剩得书生瘦脊在， 好为孺子当乘驼。 “瘦脊”是忍辱偷生才剩下的，“当乘驼”的心，是后来大地春回渐渐复苏的。我在新的教师进修学校里又当起了乘驼。中文大专班学员经考试录取，保持在三十人左右。只我一人主讲，先开一门课程量最大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课，把中国文学史穿插结合其间，实际相当于两门课。每星期五讲一整天。这一天六节课的准备约需三天时间。而编写教材的工作量更大，一是文选，上海大学编的课本太单薄，须补选；二是文学史，必须自编简明扼要的教材。从1979年7月到1981年8月两年间，我共编了四册文选补充教材和九个历史时期（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近代）的文学史简表。下功夫最多的是文学史简表，其中分栏和编排颇经用心创制：每期简表的上左列出历史分期，上右略述历史提要。粗识历史后进入文学史，表内左栏胪列各类文学体裁的主要作家、作品及其内容特色和艺术风格；右栏概述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和各种文学形式的起源、兴衰，指出变化的历史原因和递嬗之迹。左栏意在显示有代表性的横断面，右栏是要展现纵剖面。我这简表用于每阶段课程的导言和系统总结，兼作复习的辅助材料。它能帮助学员在没有学习作品之前先鸟瞰一个轮廓；在学了整个时期 的作家、作品之后，再登高俯览，对全貌了如指掌。这样既便学易学，也节省了课时。我备课、编教材要参考许多书，而且夜间也要用，不可能搬来搬去；学校允许我不坐班，在家工作，只须按时上课和参加会议。 我的专修班同行学员，学习刻苦勤奋，对我这“老驼”也是极大的鼓舞。除了基本学员，还有旁听者，锦州师院中文系也有学生来。两年中，每到星期五，他们从本市的几所铁中来，从沿线坐火车来，从别的系统、单位来，风霜雨雪无所阻。想到他们的辛苦和热忱，我虽连续讲课一整天，有时衷气不济，声嘶力竭，也不以为苦，总要坚持圆满收场。并且，我也不能只满足于学员听课的积极性，还须巩固效果。中学教师工作忙，听课回去可能一撂下就是六天。于是我又力抓每阶段的复习、考试、总结，对成绩优秀的大加表扬，并向学校支钱，亲自选购专业书籍，当堂发奖。总结成果和授奖，亦教学之一乐也。 这两年，知识分子戴了多年的那顶“老九”破帽，似乎也在渐渐开摘。首先是部分教师月薪微调，条件合格的人中也有我，因为我从1956年升为中教二级以来，已经二十多年原地踏步了。其他人调过以后，校长找谈，说本来我也可涨半级（数十元，等于普通教师两级），但限定的金额不够分配，把我的半级分给另外两位教师了。我想，雪中送炭胜于我锦上添花，表示同意。微调虽然最终无我，对文革以来可怜的“老九”们来说，毕竟也是春风佳讯吧。接着是路局党委书记和局长亲自召开少数知识分子座谈会，全局的工程师、医师、教师等只八、九人被邀参加，教师是特级教师辛懋成和我。小会谈心，亲切融洽。我唸了那首“廿年风雨恨蹉跎”的小诗，大家感兴趣，报社记者抄去发表了。也有大会，是岁暮迎元旦，路局领导亲临主持锦州各铁路学校教师联欢晚宴，气氛热烈，使劫后的“老九”们又像是“灵魂工程师”了。我在这两年中也颇受殊荣，曾获文革后的第一张奖状，又当选市凌河区的人民代表，是从锦州市内十余所铁路学校教师中选出的唯一人。1980年，锦铁局在中心区选址新造一幢“科技楼”，主要为级别较高的知识分子而建，教育系统得五套，我分得三楼的一套，于1981年1月29日迁入新居。新居的纯使用面积虽不过四十平方米，但多一间六平米的小室。职工能住上三室楼房，又加前后阳台，在那时是“幸运儿”。回顾我从义县调入锦州铁路以来二十多年的青中年时期：我在“反右”前是锦局和辽锦地区教育界的新星;在反右和文革前期成了黑“鬼”；在此后的又十年中，是幸存者和苟活者；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个人则是从1979年夏调教中文专修班以后），我的“生命价值饱和论”的思想、我的“以终身学习提高人生价值”的宏愿，才复活了，重新起跑了。说到学习，中文专修班的两年给了我真正系统进修中国古典文学的最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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